开栏语
今年初，以顾长卫、侯咏、吕乐为代表的第五代摄影师相继拿起导筒，以集体姿态转型幕前，成为华语影坛多年罕见的一大盛况；与此同时，一直在好莱坞效力的赵非也回归国内。可以预见，他们的天才和勤奋必将把艰难前行的中国电影推向更为开阔的境界。
顾长卫曾形象地把摄影师的工作比作是“睁只眼闭只眼”。从幕后到幕前，第五代摄影师历二十年功力，终于睁开了两只眼一起看世界。本报从即日起陆续推出“第五代四只眼”系列访谈，以记录这群中国电影脊梁的艰难之旅。
顾长卫谈“第五代四只眼”
记者：今年你和你的三位同学陆续都拿起了导筒，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必然？你这部作品里将会体现出怎样的气质？
 顾长卫：应该是一种凑巧吧。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是年龄到了，水到渠成。我不太善于用语言去描述一件事情。其实从技术上说，导演、美术、摄影都是通的，不是说隔行如隔山的那种，但是坦率说，我真的不知道跟演员说戏时应该说些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自己做导演的原因。但是这几年下来，我也想让自己冷静一下，多离开以前那些受别人支配的片子，离开以前做摄影师时一只眼睛看世界的影响。有时候成功的经验会对人有很大帮助，有一些对人也会有很大束缚。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思考命运的问题，就像我以前拍过一组广告《知识改变命运》一样，我觉得它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人们应当敬畏。人的耐心总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有人鼓励他、关照他，那他第二天的态度真的就会不一样。我希望我的影片能够起到这种作用。
■专访：“离开一只眼看世界的影响”
谈“第一次”：我最大的担心就是跟演员说戏。
记者：第一次做导演，最担心的是什么？
顾长卫：我最大的担心就是跟演员说戏。我上中学时还有些口吃，现在好多了，好在我也明白，电影不是说出来的，不是说你能把一个角色说得天花乱坠就一定能拍好一部电影。这只是电影全部工作中极小的一部分，《孔雀》的剧本出来以后，我发现与演员的交流已经没有太大距离，因为一个好的剧本拿在手上，你就会有画面感，就可以想像出剧中人怎么说，怎么做。我不是特别能说，但好在我还比较了解电影的语言。
记者：你的身份会不会对摄影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顾长卫：实际上在这个片子里我对摄影并没有太多限制，我想它既不是一个自然写实的东西，逮到哪儿就拍哪儿，不加修饰；也不是一个唯美的东西。
谈片名：每个人的命运都像孔雀一样，让自己，也让别人观赏。
记者：最早接触到这个剧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
 顾长卫：我拍的上部电影已经是1999年9月的事了。之前一直是一只眼睁一只眼闭着，时间长了，另一只眼肯定也想做点什么，但看来看去一直没有合适的题材。后来在和李樯聊天的时候就知道他有个现成的剧本，2000年就完成了，很多人想要，一直没撒手。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挺难得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剧本2000年也曾经拍过，是一些新人做的，拍了差不多半个月就停了，可能主要原因还是李樯自己对拍摄状况不满意，又收了回去。
记者：片名叫《孔雀》有没有什么象征意味？
顾长卫：剧本结尾里有这么一段话，“每个人的命运都像孔雀一样，让自己，也让别人观赏”。读这个剧本时很多人都会勾起对过去生活、对身边人成长的回忆。我一直想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更好的名字，但最后还是觉得这名字挺合适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