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售阳光卫视、两公司被停牌”，这好像还不算是在今年对已经失去阳光控股权的杨澜来说最坏的消息。实际上的一切似乎比这想象的还要糟糕：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在所有关于杨澜一手创办的阳光文化的一系列闹剧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似乎再也没有一条关于阳光的利好消息传出。而今年杨澜的几次露面大多带有学者或是公益的形式出现。
在本报记者近日对已经从阳光离职的几位重要人士的采访中，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声音，这一切似乎已经早已注定，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的新的传闻又开始盛传开来：杨澜与丈夫吴征已经离婚？杨澜与丈夫的胞弟吴斌在公司的矛盾已经白热化？杨澜的资产已经成负值？……
关于杨澜的故事我们要从去年的那个冬天说起。
谁也没想到,不,应该是杨澜没有想到：贝塔斯曼竟然识破了她，识破了杨澜收购京文唱片真正的目的！这一刻，杨澜到底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她绝望了。同样是这一刻，这位集美貌、智慧于一身，称的上中国最杰出女性的代表——杨澜走向了没落！
2002年，那是夏秋之交的一天，杨澜和她旗下的所有员工搬出了那个曾经载满梦想、标志辉煌的地方，北京东三环边那座威武的汉威大厦。
这是当时在杨澜的阳光文化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这一块的一位重要人士回忆起搬家那天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感慨良多！他对记者说，那可能是他一生也无法忘记的一天。
“搬家是大约从上午九点开始的，之前杨总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和大家说过任何的话，甚至当天都没有出现在公司。搬家公司早早就到了，因为天气很阴沉，加上大家的心情也比较低落，所以基本上除了搬东西的声音也听不到太多的说话声，整个公司就像当年国民党撤退一样，一片狼籍，文件扑满了各个角落，而电线好像蜘蛛网一样纠缠在地面上。先是电脑、键盘、办公桌椅，然后是重要的文件、光盘等等，最后才是那仅剩的20多位员工（在鼎盛时期，阳光文化除去劳务及外聘人员差不多有150多位员工）。记得当时在上车的前一刻，大家都注视了一下汉威大厦东区一层的12楼……”
的确，所有的人都没想到，杨澜这一次真的败走麦城了。
在汉威大厦这座北京城顶级的写字楼里杨澜曾经拥有一间30平米以上的豪华办公室，里面的装潢很符合她“海归派”的气质，质地精良的办公设备，左手边是她（用那位中层员工的话说）用来装饰的欧版精帧古书，看起来相当有文化气息，办公桌上是一台作用相同的黑色液晶显示屏的高级电脑，因为杨澜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待在这间办公室里面。
然而，这位曾被列入《福布斯》中国50富豪榜第38位的杨澜，在她号称收购京文唱片之后竟然连办公室都没有，她拥有的也许只剩下等待贝塔斯曼收购他们的希望……
作为娱乐媒体的记者，我们不会过多关注杨澜如何失败、为何失败，但是我们一定关注这位曾经叱姹于传媒和商界的女人。
其实，当杨澜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那一刻起，她就注定开始了不寻常的人生。用那位曾经和她共事很久的那员工的话说，“自视颇高的杨澜已经不再是《正大综艺》上那个清纯可人的小姑娘了。她开始想利用从吴征——也就是她那位的确形象朴素的丈夫那儿学来的所谓的资本运营的理念来实现她压抑已久的抱负了。尽管，在一些走出过国门的商界人士眼中，吴征的口碑并不好。”她开始四处出击、频频曝光。她入股良记、当选申奥形象大使、联手四通电子、建立阳光文化、收购北大华艺等等，那时侯她光彩照人。“也是从那时起杨澜在管理细化能力的欠缺以及面对失败的缺乏冷静和纸上谈兵的资本运作理论，开始令她处处受挫。”
但是，一向追求新理念的杨澜没有因此反省自己的问题，反而继续坚持她一直推崇的“快速度、低投入、高效率、好名声”的投资理论，一而再，再而三的扩大她的概念化传媒王国，而没有脚踏实地进行每一个项目的落地和深入操作。
“她的牛皮越吹越大，加上又启用了像王戈宏这样，还停留在21世纪以前房地产资本运作思路上的运营总裁，更加速了杨澜失败的进程。最过分的是在2002年10月福州的中国书展上，杨澜竟然纵容王戈宏说出诸如‘我们很快的完成了出版、发行……等工作，这是意志的胜利’这样令人鄙夷的话来。（《意志的胜利》是当时纳粹西特勒爬上德国权利最高位置时的标语），实在令人失望！”说这话时，这位曾经为杨澜效力的工作人员还满腹遗憾。“她真的有很多机会可以成功的，可惜她一个也没有抓住。比如，当时的discovery这个节目，如果杨澜肯用心的去作深、作好，也许不至于如此。”说到这儿，这位工作人员不时的叹气。他说杨澜当时可能无法真正的去面对现实，每一步的决定像是在寻求安慰、寻找平衡。当她把播映权卖给台湾星美传媒的时候，所有的公司的运营人员都觉得失望！
另外，这位先生还曝出一条惊闻：杨澜和吴征这对曾经被称为文化和资本结合的伉俪早在2002年8月前就已经离婚了！理由是吴征的弟弟吴兵从那个时候起已经开始和杨澜行同陌路了，哪怕是表面上的一家人的样子也已经不复存在，吴征也再没有出现在阳光文化媒体集团有限公司里。他们秘密的分道扬镳了。
“如果让我评价杨澜的话我觉得用两句话比较合适：她是个很不错的主持人，她也自己毁了自己。我会觉得她是上个世纪的人，她的知识构成很不完善，而且在资源整合上特别是对上层关系的不关注也是她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她手中掌控的那么多资源中，只要作好几个，就决不会像现在这样尴尬。”这是那位曾经在杨澜手下负责运营的工作人员最后对记者说的话。
也许上面的这位现今已经在一家汽车公司做市场运营的先生说的太过于偏激了，记者又找到了一位曾经也是和杨澜公事很久的女员工，和上面那位先生不同的是她负责的是制作方面的工作。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位女士的态度和那位先生截然不同。
“杨澜对所有的员工都非常好，从来都没有见过她对员工发脾气。而且给员工的福利和待遇也很不错，也许是主持人做久了，她说话非常的谨慎，很注意别人的感受。”她说这话是似乎还很怀念和杨澜共事的日子。
“她这个人非常朴实，在电视节目制作这一块功力相当深厚，当时我们都还很年轻，她教会了我们很多的东西，也给我了我们很大的空间去发展，如果没有她我很难想象我会有今天。可能到后来，杨澜自己的目标也已经不断在发生变化，因为她需要考虑的实在太多，到最后也许连她自己都已经迷失了。公司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撑着，因为大部分的股份已经卖给星美传媒，剩下的只是几个制片人在坚持作节目。”看的出来，这位女士对于阳光文化的没落还很惋惜。因为的确，在电视制作方面他们可以从杨澜那学到太多的东西。
“因为我们都很尊敬她，她是我们曾经的引路人！”最后，这位女士还特意叮嘱记者，一定不要用过分的言辞来对待杨澜，“也许杨总自己的目标变了,或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杨总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在听到这样两种对杨澜矛盾的说法后，记者也不禁思考起来。也许这既是杨澜的骄傲也是杨澜的悲哀，从电视制作上来说至今为止她还是首屈一指的好手，但是在面临资本运作的旋涡时她又显得那样的单薄。
杨澜搏命
当杨澜面临全线溃败的时候，她没有痛定思痛的寻找根源，而是依然沉迷于资本运作的骗局中。
在无法挽救阳光文化媒体集团有限公司的命运时，杨澜没有面对现实的寻求出路，却企图制造收购的气势去骗取贝塔斯曼的能量注入，来获得再一次的重生。可是幸运不会永远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专业的贝塔斯曼轻易的就识破了杨澜等人低劣的骗局，最终使得杨澜人财两空，自吞苦果。
其实在和京文合伙造局之前，杨澜还看中过新东方的资源，并希望新东方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帮助她再铸辉煌。可惜老道的新东方岂会轻易上钩？完全没有理会杨澜的卖概念的资本运作方式。所以最后杨澜只有和京文唱片联手“钓鱼”。
于是，杨澜大肆将资金投入到“包装”公司实力上，租用最高级的写字楼——汉威大厦整个一层楼，将办公室布置的豪华气派，把所有的还停留在概念上的项目都列入公司的框架中，“造就”一副传媒大亨的面目。可惜杨澜这招在面对贝塔斯曼时就显得太过业余了！在几次财务、审计等核查后，贝塔斯曼轻易就看破了阳光文化的外强中干，远走高飞了。
这一次的劳民伤财算是真正耗尽了杨澜最后的老底，无奈之下首先能做的只有先搬出昂贵的汉威大厦，“入主”京文唱片了。可是残酷的是，在记者拨通京文唱片的电话后，那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京文早已将失去的股份买回来了，也就是说，杨澜原先的旧部已属京文的员工了。可怜的杨澜真的有些山穷水尽的味道了。据说，杨澜现在的资产可能是负值，甚至连自己的东西都可能用来抵债。而王戈宏现在也遁去美国了，一说是学大众传媒，另一说是躲债！
在闹剧中退出舞台
在记者不断深入的采访中，又发现了杨澜当年携手新浪段勇基时不少的闹剧。
在那个被称为“光水联姻”的高位嫁接游戏（也就是双方互换部分股份，相互入主）里，大家的心态似乎都有些问题，都想着能多占对方点便宜，所以在这种心理的作崇下，当然会发生一些令人发笑的事情。
据当时经常参加有关杨澜的发布会的老财经记者说，2001年可能是杨澜召开发布会最多的时候了，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到两次。而且发布会现场很有意思，经常会有两个媒体签到的地方，一个是新浪的，一个是阳光的。两家的工作人员甚至还会问记者是哪家邀请的。另外就是当时给记者的费用出奇的高，一般都是2000——3000元，还会发很精美的礼品，例如衬衫等。更可笑的是在发布会现场记者采访提问的时候，阳光和新浪方面竟然还会给记者递纸条，想方设法让记者的提问使对方尴尬。
几年来,杨澜至少和大大小小20家以上的公司谈过合作或者其他股权交易,但是,最终杨澜也没有由她自己来带领阳光走进眼光地带。那些几年来一次次笑里藏刀的合作,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闹剧。
最终在闹剧中杨澜走下了曾经看起来很辉煌的商界舞台。
35岁的杨澜 3个女人陪她走过
回首望去，原来那个青春可人，充满朝气的杨澜已经三十有五了。虽然她依旧美丽，但是历经风雨的杨澜可能早已忘却了曾经的激情澎湃，往日的执着追求！因为今天的杨澜不得不面对即将破产的危机以及事业溃败的愁苦，我不知道她是否还能制造奇迹，毕竟她当初的三次蜕变造就了无以伦比的辉煌，她甚至称得上是中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那一代人生活和理想的缩影，同时，她也影响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哪怕是她的一句话，现在看来，也预示着她注定传奇的人生！
青涩年纪已露峥嵘
“电视是我一生的追求，不在乎这一、二年的辉煌，我认为我将来的事业还有20年”。
“在中央台的日子是我刚刚起步的时候，给我奠定了基础，包括观众对我的了解。而到香港，主要是从个人的情况出发，因为我先生在这边做事业，我不可能到北京来工作。既然去了，我觉得应该充分发挥电视台所具有的条件，它最大的优势是处在信息高度集中的环境中，你永远不会闭塞。信息非常迅速和多样化，包括声音也多样化，偏左偏右的、不中不右的，因此你可以一直和世界在接轨。另外一个就是它不负担官方喉舌的任务，所以在我的创作空间，的确能给我一个很大的自由度。我的工作从观众的收视来说，肯定不能和中央台比，但从事业的角度来说，你做的东西是你想做的，而且基本上可以说你想说的话，这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已经不能再奢望什么了。另外由于观众是各式各样的，因而也可以得到不同的反馈，使自己在报道中能够更客观更准确。”
1990年，22岁的杨澜从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当时她还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虽然青涩，但依然很受观众的喜欢，至今为止，杨澜在《正大综艺》上的形象和表现还在为人称道。
也同样是1990年，一个比杨澜大9岁的女人——倪萍，也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可是倪萍比起杨澜来似乎要开窍的晚的多，虽然她们都是当时最红的主持人，经常联袂主持央视重大的节目。当倪萍还在一味的谦虚谨慎，表示“我这个人特没‘野心’，现在让我做这件事就尽可能把这件事做好，没想到要独立制作、独立导演、独立主持，可能能力有限。”时，杨澜已经知道自己的方向了。杨澜说，她之所以“淡出”娱乐节目，首先是基于一种最简单的考虑：不能盲目跟风。你也娱乐我也娱乐，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谁也乐不起来---许多聪明人犯错，就是因为头脑发热，没有见好就收。另外杨澜还表示：“一直以来我就有这个想法，特别想自己担纲制作历史纪录片和人物传记片，用镜头来讲述生活，讲述生活中的人和事，我相信，只有人的故事才能真正打动人。”
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已经注定了杨澜和倪萍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现在看来，还是倪萍过的幸福点，最少她不用担心破产。
镀金之后更上一层
“宋庆龄的古典美亦刚亦柔，混合了强者的风范和智者的味道，含蓄而充满慧黠；香港特别行政区布政司司长陈方安生的妈妈方召麟穿衣大方得体，处处表现她的高雅气质和涵养。我认为年纪渐长并不会影响个人美态，只要穿得其所便要以衬托出自然典雅的气质。”
“当你需要做的事涉及到官方背景的时候，优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观众的接触面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凤凰台的优势是比较灵活，它的选题包括主持人对自己的把握，有很大的自主性，不太需要去符合某种框框。同时，我还做自己节目的监制，因此考虑的问题要比过去多得多。比如要考虑预算，到一个地方去可不可以带一个导演，带一些什么样的设备和其他人员等等。还有一个是刚去时，我不知道他们希望我有什么样的风格。开始时，有的说是否应该多去适应港台的观众，包括学一点港台的腔调，甚至有的跟我说，你应该做得像台湾的‘非常男女’的那种感觉。其实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我觉得我的事业应该更广泛。我到凤凰台不是为港台的观众去的，它是一个在亚洲地区有影响的电视台，而我把我的目标定在全世界华人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要做这样一个主持人，我觉得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应该比较了解，然后是一种很国际化的形象，如果说有形象参考的话，那么我对欧美的记者参考得多一点。我把自己搞得很职业化，而不是放在一个搔首弄姿的地位。也就是说，我要成为一个信息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信息的障碍不是把别人的注意力分散的东西。"
7年之后，杨澜从美国镀金归来，成为“海龟”，当即分量大增。很快就出任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并且顺利大红大紫。但是这时的杨澜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不讲生活的小姑娘了，她开始追求物质，追求生活的品质，但很显然，凤凰可以给她名望却无法赋予她丰富的物质生活。当被问起在凤凰卫视的情况时，杨澜竟然是想到了这样的回答：“以前凤凰卫视的总裁王纪言先生讲过一个笑话，说凤凰卫视工作非常辛苦，以至于后来几个主持人买礼物送给董事长刘长乐的时候，凑钱买了一个榨汁机。”可见杨澜对在凤凰的日子并不是很满意的。
而另外一位在凤凰涅磐的女主持——吴小莉也开始在凤凰卫视崛起。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不是杨澜主动推出，很多机会可能真的不会落到吴小莉的身上，她现在的副台长职位也不会来的如此顺理成章。可是，当我们听一听吴小莉的话以后，或许又会开始庆幸。“新闻就是我的最爱。”“每次采访前都会做很充分的准备，查资料每晚到一二点，手上总是准备着五六个要提问的问题，提防着被别人先问掉。感到最值得我自豪的是——别人说：“吴小莉，你的提问很专业！你问得很好！”
所以既然杨澜不甘于待在这个清水衙门，那吴小莉只有当仁不让啦！
创造奇迹暴露弊端
“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女主人，那成什么样子！其实一个女人应先照顾好家庭，再去寻求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现代女性完全有能力做到事业与家庭兼顾。有时侧重点可以分阶段。明年我在上海工作，可以更多地照顾到家庭。我不喜欢那种为了事业而不要家庭的所谓女强人。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我们内地的一些人比较懒，而且由于他们在当地一般都有一定的实力，所以也喜欢摆谱。像我们在香港做节目，完成工作后，是很少在外面和采访对象一起吃饭什么的，一般是工作完就走。但香港的传媒人士也喜欢问一些私人问题，我刚去的时候，就有人问我一些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包括‘你老公要是有了外遇怎么办？’之类。”
1999年10月，杨澜真正的开始了自己的宏图伟业，开创阳光文化，建构传媒王国。从这一刻起，杨澜既开始走向辉煌也开始步入深渊。她不断的出售新概念，也不停的制造空壳，除了几处杨澜工作室外基本没有太多的实质。一夜之间她暴富，同样一念之间她也深陷。这一刻的杨澜似乎很像娱乐圈里的又一“巾帼英雄”——刘晓庆。她们都曾经身家过亿，它们都曾经光耀夺目。她们都拥有美貌和智慧，她们也都遭遇风暴。不过比起文化气质来，如果杨澜是个“海龟”的话，那刘晓庆只有以农民企业家称谓了。因为同样是在说钱，杨澜就高雅文化的多，“媒体一度称我是中国最富有的女人，但那是股票！我收购的良记股份在两个月内暴涨20多倍，人们把8.4亿港元和配股后筹到的3亿元都算在我的财富账本上，真是一种虚名。”而刘晓庆就显得肤浅粗俗了，她曾经在香港公开说，自己的年收入在人民币8位数以上，即超过了1000万元。她右手腕常佩戴的一块翠玉，价值100万元；左手腕的成色绿玉镯，比她的凌志车还值钱，凌志车现在市面价为124万元。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杨澜还是显示出了档次的，再怎么说，人家也是文化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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