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音乐传媒大奖
最佳录音
李端娴
获奖专辑：《我的廿一世纪》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1993年获香港演艺学院音响工程专业文凭，离开演艺学院后加入香港唐楼录音室工作，成为香港少数女音响工程师之一；1999年成为全职唱片制作人及混音师。
她曾与香港、台湾歌手如黄耀明、陈珊妮、杨乃文、AT 17等合作。此外，李端娴曾与人山人海的亚里安成立二人电子组合“Minimal”，多年来合作创作及制作音乐，是香港独立音乐界的活跃分子。
近年李端娴主要向监制方面的工作发展，更与台湾创作才女陈珊妮合组女子组合“拜金小姐”，首张专辑《拜金小姐》已于2004年2月推出。
认识李端娴是从“人山人海”开始，后来她和陈珊妮合作了《拜金小姐》，浮华外表下不乏对现实的嘲讽，从此对这个“技术型女子”刮目相看。
香港少有女录音师，她在这一行算是凤毛麟角，第一次拿到录音奖项，她说是很大的鼓励。李端娴因为忙于工作，未能出席本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颁奖礼。上周记者电话采访完她之后，更感觉她是一个在“乱世”中和时间赛跑的人。
我的目标就是表达音乐感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香港很少有女录音师，你觉得自己在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李端娴(以下简称“李”)：我从来都没觉得因为自己是个女的而有什么优点或缺点。其实在香港男女工作人员是比较平等的，我觉得录音室里的录音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完全用脑力，不需要搬搬抬抬；但如果做室外Live(现场)的就比较需要体力了，男的会更好，因为有很多很重的器材需要搬搬抬抬。
记：有报道说《我的廿一世纪》这张唱片是在客厅里面录的，有些噪音可能都被收录进去了，但这张唱片却能打败黄大炜、周杰伦的唱片而拿了最佳录音奖，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意外呢？
李：对我而言，我有一个录音的准则，就是对一首歌来讲，能令这首歌的个性显露出来(是最重要的)。有音乐感、有特别的尝试比豪华的录音设备更重要。当我知道拿到这个奖，我自己也有检讨、有反思——可能我得到这个奖是因为我做的音乐比较有个性。
记：传媒奖的不少评审都提到这张唱片很有层次，空间很大，有自己的个性和主题。
李：我觉得作为录音师，我的目标就是把那种音乐感表达出来。能得到评委的这些嘉奖，我很开心。我用我的技巧把我想做的做了出来，他们能听得出来是另外一种兴奋。
记：在录这张唱片时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李：记得在录这张专辑时，《穷风流》录了很久，足足两个星期，天天对着黄耀明。那是一段很值得怀念的日子，正值SARS期间，整个制作过程都是在那种环境中做成的。外面的人都戴着口罩，而我们躲在录音里做唱片，感觉很特别。外面风大雨大，但我们并没有因此不去工作，没有受很大影响。那时听到太多身边的行内人说四个月没有工作了，而我们在录音室里面不停地创作创作，觉得自己坚持下来做音乐很重要。起码自己没有荒废那段时间。
黄耀明是我的恩人
记：你觉得在录这张唱片时人山人海这个团体对你的帮助大不大？
李：大，很大！我是在里面成长起来的。从1996年黄耀明的《愈夜愈美丽》开始，我就开始跟他做唱片，他是我的伯乐，带我入行，我因为他而做了录音师，他是我的恩人，我很感激他。
记：你喜不喜欢做录音师这行？
李：喜欢，很喜欢。尤其是混音，好像你画一幅画或做一道菜一样，材料摆在那里，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每个录音师录的都不同。
记：你和陈珊妮合作过《拜金小姐》这张专辑，可不可以说说“拜金小姐”这个组合？
李：可以，“拜金小姐”已经在筹备第二张专辑了，很多歌已经写了，大概年底会出新唱片。我和珊妮有一个构想，就是以后每次都找一个视觉方面的艺人和我们合作，上次有可乐王，下次可能是另一位，尽量做出好玩一点的东西。在我个人方面，接下来人山人海五周年的演唱会会在9月份做，之后会出碟，由我监制和录音。现在也在帮AT 17和何韵诗做唱片，刚做完黄耀明翻唱顾嘉辉的那张唱片。
很少有如此尊重制作人的奖
记：这次获得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有何感受？
李：我看过这个奖的提名名单，然后和朋友在说要是能拿到这个奖就好了，我还笑说我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来拿到这个奖。没想到真的拿了，非常开心。
记：以前对这个奖有了解吗？
李：有。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看过一份报纸上面有报道，这个奖对我来说很重要——(它)让我当自己是个录音师，重要性就在这里。这也是我拿的第一个录音奖项，现在香港、台湾都很少有如此尊重幕后制作人员的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