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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中国去日本留学之前，妈掏出一封信，给我讲了一个关于钱包的故事。
我1岁那年，爸在工厂当工人，这天，他去邮局给生病的奶奶寄50元钱，这数目是父母两人月薪总和减去零头。不久，一封字迹陌生的信寄到了爸的工厂，同是工友的妈就把信拆开了看。妈看信后，饭也不做，连我哭闹也不理睬，只是哭。爸着急地问：“谁的信，你哭什么啊？”妈问：“给你妈寄的钱哪里去了？”爸说：“寄了呀！”妈质问爸：“寄给谁啦？”爸还嘴硬：“寄给我妈啦！”妈气愤地把信甩给爸说：“你妈给你回信啦，看去吧！”我看了那封发黄的信：
张国梁同志：
您好！收到您的50元钱，非常激动，在此，我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万分严峻，阶级敌人万分猖獗，你的阶级觉悟如此松懈，怎能担负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历史使命呢？我衷心地劝告你，以后上街不要东张西望，心不在焉，更不要在钱包里放这么多钱。钱要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还要用线把袋口缝好。
另外，钱包里不要放工作证，丢了钱，国家会再发给你，但是丢了工作证要写检讨的。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不惜花4分钱把你的工作证给你寄回去，区区小事，不用感谢。
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你的阶级兄弟小偷
从那时起，妈在爸的贴身衣服里缝上口袋，此后多年，爸的钱包就一直放在那里。
妈叮嘱我到日本后，一定要注意保护好钱包，护照绝对不能放在钱包里。我穿着有口袋的内衣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
日本大城市里人真多，我挤在陌生的人群里，惊恐万分。我半工半读，每天要付饭钱和车钱，总不能掀起外衣从内衣口袋里往外掏钱啊。于是，我把钱包放在背囊里，把背囊反转背，袋子放在身体前方，用双手紧紧抱住，像只袋鼠一样。我相信在东京街头，我是一个怪物，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我白天学习，晚上在一个游戏机室当服务员。我的工作是背着手站在游戏机旁，向有需要的顾客提供服务。顾客不仅有青少年，而且有不少中年人，他们下班后喜欢娱乐一下再回家。我发现，青少年也好，西装革履的文员也好，或者穿着休闲服的中年人，都喜欢把钱包放在裤子的后袋里，而且不完全放进去，而是露出短短的一截，能让人看见钱包的品牌，似乎钱包是一种装饰。每逢顾客多的时候，我总是紧张地盯住他们裤子后袋那露出半截的钱包，希望能在小偷作案时当场抓获。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机会。
我就读的学校中，师生之间很少过问私人问题，即使我总是抱着背囊，也没有人过问。我读的是教育心理学，有机会实地考察日本的教育。在一次学前教育公开课上，一个5岁的小男孩，因为偷了同伴的玩具，被教师当众训斥。女老师严厉地说：“你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小偷吗？”小男孩低头不语。女老师问全班同学：“谁愿意接受一个小偷为朋友？”没有一个人举手。女老师再问：“谁愿意接受一个小偷作邻居？”没有一个人举手。如此这般问了许多次，每次都把“小偷”两个字读得重重的。为了一个小男孩偷了一个小玩具的事件，整个班级陷入了灾难般沉重的情绪之中。
在日本生活了15年，我没有丢失过一个钱包，有几次把钱包忘在公司，第二天则在原处找回。有几次上班匆忙忘记锁门，忘记关临街的窗门，家中安然无恙。在日本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即使做一个服务员，站着都要像个塑像，不仅不能聊天说笑，连哈欠都不能打。日本人宁可辛苦挣钱，而不偷他人之物，这源于自小的教育。每个家庭和学校，都对偷窃行为进行大围剿。在日本人的眼里，偷就是耻辱，无大偷和小偷之分。
每次回国探亲，母亲总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上街要看好钱包，现在的小偷啊，斯斯文文的，你看不出来的。”而我总是欲言又止，不知从何说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