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返可可西里途中，导演陆川与本报记者倾谈，坦露心路历程
陆川把可可西里形容为一头通天彻地的巨兽：“在这儿你只能贴在它的身上，紧紧抓着它的毛发，让它带着你走，听它的声音，你才有可能把它的脉搏、它的呼吸带到你的电影中间去。”
■记者手记
在“重返可可西里”之前，陆川邀请随行的记者提前观看了他的新作，然而当我们上路，青藏线上那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和连绵起伏的巍峨雪峰，似乎和《可可西里》呈现出的那种迫人绝望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大相径庭。于是每到一地，陆川便让我们闭上眼睛倾听，去感受可可西里发出的呼吸。
陆川说，在可可西里，他真正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当整个剧组从最多时的108人到最后只剩下60多人，当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这部影片的前期拍摄一延再延，当到剧组探班的美方投资方工作人员遭遇车祸身亡，当影片制作完成时他的姑姑突然逝世，所有的一切都让陆川重新思考这部影片的价值。
“可能将来我不会再去拍这样一部电影了，因为每个人的青春期只有一次，《可可西里》对于我来说好像一次毕业考试，我相信这会是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在海拔4847米的五道梁，陆川面对一群奔跑而过的藏羚羊，喃喃自语。
关于《可可西里》
●拍《可可西里》之前，我看过很多相关的素材，我就觉得这会是一个特牛B的电影，我判断要拍一个东西，选择一个题材，接一个本子，它得是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特牛的电影，否则我不会去接。
●《可可西里》的诞生有点“对着干”的意思，我就是要拍这么一部特别“顶”的电影，让大家看看陆川是不是只会玩商业。
新京报：《寻枪》和《可可西里》是两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和《寻枪》相比，《可可西里》不是一部“看上去很美”的商业片，作为一个对“经典好莱坞”顶礼膜拜的导演，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不是有违你的创作原则？
陆川：拍《可可西里》之前，我看过很多相关的素材，我就觉得这会是一个特牛B的电影，我判断要拍一个东西，选择一个题材，接一个本子，它得是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特牛的电影，否则我不会去接，《可可西里》这个东西让我一看，直觉它绝对是个牛片，上来就是生存、就是生死这种自然的力量，而且还是藏族题材。当我把剧本拿给投资方，他们很快同意让我拍摄这部影片。
新京报：然而影片最终呈现出来的感觉并不是一部商业性很强的影片，甚至有些人把它误认为是一部纪录片？
陆川：《可可西里》开始确实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影片的海外投资方希望我能把它拍成一部标准的美国“西部片”，所以我在剧本里面设计了秘密警察、盗猎者和巡山队员，他们彼此之间形成各种矛盾冲突，有追杀、有枪战、有爱情……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商业的剧本得到了认可。但是片子出来之后，投资方看完有点懵了，但是当他们把片子拿给美国的影评家看过之后，大家都一致地表示了对这部影片的赞许，他们都形容很难用某种类型片去界定它，它有类似于纪录片的风格，但是充满剧情片的悬念，从一开始就扣人心弦，是部好电影。
《寻枪》已经证明了我可以拍商业片，可以拍赚钱的电影。但是那部电影上映之后，我听到不少负面的声音，说陆川只会玩商业，不懂艺术。所以《可可西里》的诞生有点“对着干”的意思，我就是要拍这么一部特别“顶”的电影，让大家看看陆川是不是只会玩商业。
新京报：如果没有到可可西里的亲身体验，我觉得观众可能无法体验这部影片背后蕴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一开始就已经融入你的剧本的吗？这种带有一些“功利性”的拍摄动机能否让影片显得“真诚”？
陆川：其实，当我们真正进入可可西里之后，我就推翻了原来的剧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拍摄过程，让你没法再有杂念了，原来很多带有技巧性的想法，完全被这个拍摄过程给磨掉了，你不得不越拍越冷静，越拍越平静，用最简洁的方式去记录最有力量的瞬间，那些人物状态。觉得电影最终呈现出来的冷静、克制的状态跟这个环境、拍摄电影的这帮人以及他们经历的苦难是有绝对关系的。
当你有了比较，你所面对的这些东西和剧本里的东西谁更真实？答案是现实更真实，于是我就抛弃剧本重新写。这种漫长、流浪式的拍摄让我心里长出了另外一种感受，《可可西里》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是拍一群人怎么活下去，怎么生存下去！有了这种感受，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开始接近一种核心的真实，这部电影是我在可可西里学到的，发现的；而不是我在北京写出来的，杜撰出来的。
我觉得作为导演的青春期通过《可可西里》结束了，我的第三部戏将会以一种更加成熟和自信的方式，通过在《可可西里》中学到的观察生活、观察人物情感的方式，帮助我在下一部电影中走得更远。
